看过证据。
车子停在Occidental Grill门前，餐厅的霓虹招牌已熄灭，玻璃门紧闭，透出微弱的灯光。
多勃雷宁下车，环顾四周，街道空无一人。他走到门前，轻敲玻璃。片刻后，一个倦容的中年男子走来开门，疑惑地打量着他。
“我们已经打烊了，大使先生有什么事情你明天再来吧。”经理开口道。
多勃雷宁说：“抱歉，我前几天忘了东西在这，我需要立刻去取，这东西很重要。”他的语气低沉而威严。
身后全是斯拉夫壮汉，经理知道这帮毛子不好惹。
虽然双方冷战，但带了这么多人，还有外交豁免权的毛子，指不定就把他给怎么样了。
夜班经理只得开门放对方进来。
多勃雷宁在V说的地方找到了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。
多勃雷宁用手拿着信封，感受到它的分量，心中涌起莫名的紧张。
他离开时点头致谢，转身回到车内前，又回头问夜班经理：“先生，今天晚上有可疑的人来吗？”
他手里紧紧握着信封。
夜班经理摇头道：“没有。”
多勃雷宁还是不死心，又多问了两句：“最近呢？最近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？”
夜班经理还是摇头：“我不知道，你最好问我们的经理，而不是我。”
些许有些失望，不过也不意外。
毕竟现在全球数得上号的机构都在找V。
不仅阿美莉卡在找，苏俄也在找，英格兰也在找，甚至包括Israel都在找V。
大家除了知道对方的面具和极少数的体态特征外一无所获。
多勃雷宁也不指望对方会有如此明显的破绽。
他猜测应该就是今晚该餐厅的客人中的一位，最后走的嫌疑最大。
至于夜班经理，他想了想，倒是没有感受出对方有V的气势。
多勃雷宁回到车上后，吩咐司机：“回大使馆。”
车子在夜色中疾驰，他凝视着手中的信封，期待着信封里到底有什么。
因为这些照片，在苏俄手里，能直接把胡佛变成傀儡。
这么说吧，这些照片能够让胡佛和托尔森不但要离开BI，还得离开华盛顿，找不到任何一个公职。
连以往华盛顿高官们喜欢的把戏-政商旋转门，对他们来说都闭上了。
因为现在是1964年。
同性恋在60年代被广泛视为道德败坏和心理疾病。
1952年，阿美莉卡精神病学会（APA）将同性恋列为精神障碍，这一分类直到1973年才被移除。
公众对同性恋的偏见极为强烈，尤其是在保守的冷战文化中，同性恋者被认为容易被敲诈，从而构成国家安全威胁。
这种观念在政府和敏感机构中尤为普遍。
更别说50年代联邦就搞过所谓的“薰衣草恐慌”，数千名联邦雇员因被怀疑是同性恋而被解雇。
胡佛本人就是这一运动的关键推动者，通过BI的“性变态者计划”，调查和清除政府中的同性恋者。
一旦这些照片流传出去，胡佛不但会被视为是同性恋，是精神疾病，不具备在白宫任职的资格，更会被认为是极端的虚伪。
从政治生命，甚至是个人生命都将不复存在。
多勃雷宁看到之后，又怎么可能笑的不开心呢。
多勃雷宁一刻都不想耽误，直接拨通了与莫斯科方面，安德烈·葛罗米柯的安全线路：
多勃雷宁：“部长同志，我获得了关于胡佛的高度敏感情报，照片证据，无可辩驳。我该如何处理？”
葛罗米柯在电话那头，手上的烟灰一点一点滴在桌子上，片刻后声音才响起：“这至关重要，阿纳托利。
使用邮袋，不要冒险，你亲自监督。”
多勃雷宁：“明白了，明天一早准备好。”
葛罗米柯补充道：“连夜复制一份，原稿寄回莫斯科。”
多勃雷宁说：“这是自然。”
他将一等秘书尤里召到办公室。
多勃雷宁：“尤里，准备明天的外交邮袋，飞往莫斯科。我有文件，最高优先级。我会亲自密封。”
外交邮袋是指外交机构用于跨国传递官方文件、物品或通信的特殊包裹。
根据1961年《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》第27条，外交邮袋享有外交豁免权，不受东道国的搜查、扣押或任何形式的干涉。
在当时的背景下，这被认为是最可靠的方式之一。
主要还是反应时间过短，联邦压根反应不过来。
而且此时双方的关系没有那么紧张，肯尼迪才死，阿美莉卡最重要的任务是找到V和肯尼迪之死的真相。
对于苏俄这边的防范也有所减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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