申时行要做的，朱翊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，因为在泰西搞大航海贸易、殖民全世界的时候，他们搞过一段时间的欧洲中心论，宣称欧洲才是世界的中心。
为了让欧洲中心论能够成立，欧洲人用尽了全力撒谎。
比如用墨卡托投影绘制的英格兰地图，甚至比印度还要大，而且这种地图在英格兰持续了两百多年，最终英格兰从日不落帝国滑落之后，英格兰人才知道，原来英格兰本岛，真的很小很小。
欧洲的面积并不大，甚至可以称之为世界边缘，但在欧洲中心论的风力舆论下，欧洲是一整片的大陆，而人口众多、面积更广的印度，却只配一个次大陆的名头。
欧洲中心论是总纲常，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，就不断的把文艺复兴的种种成果，牵强附会到古罗马、古希腊的身上，以此来证明自己作为中心历史渊源。
在英格兰殖民世界，列强瓜分全球的时代里，从欧洲中心论，扩展到了例外论。
例外论，就是一切的历史规律，对欧洲人而言，都是可以例外的，他们不会衰弱，不会灭亡，即便是历经再残酷的战争，依旧可以屹立在世界之巅。
他们用中心、常胜、例外论这三样神器，来证明欧洲的崛起是因为理性、制度、精神、文化、技术、地理，乃至种族的特殊性、唯一性。
正是因为这种特殊性和唯一性，代表他们不会犯错，不会输，会一直赢下去，颇有一些‘朕与凡殊’的味道。
中心、常胜、例外，三种递进的理论，最终，欧洲自我神话为了世界的统治阶级，通过殖民的方式，传递给了全世界。
申时行已经非常谦虚了，华夷之辩只是一种文化上的区分，没有把夷人开除人籍，大明中心论，还是基于事实叙事，是要建设大明为真正的世界中心，并且保持这一地位。
而欧洲中心论、例外论兴盛的时间里，任何土着对于欧洲人而言，都是学会了使用工具的猴子，甚至要发表种种论文来论证并非同一物种。
沈鲤将写好的奏疏递给了皇帝，关于如何建立大明中心论，礼部已经做了完整的规划，分为了文化、经济、军事、宗教、政治等多方面进行。
比如在文化上，从诗经、楚辞、汉赋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、大明，遴选足够优秀的文学作品，编纂成册，进行雅信达的翻译，并且附录汉文。
尤其是大明，作为文化输出的源头，礼部观察到，在这个年代里，最容易传播，是文化的最好载体，一部《西游记》就够所有人着迷了。
倭国痴迷于《三国演义》，甚至把武将单挑视为作战方式，创造出了‘一骑讨’这种古怪的战争方式。
除此之外，就是将《永乐大典简要卷》进行翻译，刊行天下。
简要本只有三十二卷，这三十二卷并不涉及到任何技术的细节，只要贩售到世界各地，奠定其权威性，文化的规训就开始了。
任何读到这本书的人，都会对书中生活方式心生向往，茶、瓷器、丝绸的流行，就是基于这种向往。
沈鲤十分确切的说道：“要大规模刊行，奠定永乐大典简要本的权威，简要本里记录的才是唯一正确，大明说它对，错也是对，大明说它错，对也是错。”
“我们已经有了足够多的通事，打算翻译成拉丁文和波斯文，贩售到世界各地。”
比如在经济上，则是制定大明的标准，大明认可的才是好的，才是对的。
制定大明标准，依托于大明庞大、而且先进的生产力去制定标准，那么哪怕日后有人迎头赶上，也需要在大明的框架下进行。
小到铁锅的大小、厚度、饮茶、饮咖啡的器具、茶砖大小；
大到驰道、马车的宽度、远洋船的尺寸、火力配置等等方方面面。
大明制定的标准对大明而言一定是最合适的，而其他人就只能去适应，无论多么别扭不适，最终在环境中，被不断的驯化。
因为不遵从标准，商品生产出来，也不会被人所接受。
军事上主要是明馆制度，明馆要维持足够的武力，保护大明文化、商货的畅通无阻，大明水师、环球船队要不断的展现自己的武力，来保证明馆的安全；
宗教上主要是依托于大光明教，来传播、神话大明，大明要对大光明教进行一定程度的支持，那些个简陋的经文、不太规范的拉丁文书写方式、不完整的教义，大明都要提供一些帮助，让它拥有足够的韧性，在泰西地面，生根发芽，开花结果。
朱翊钧看完了沈鲤的奏疏，眉头紧蹙的问道：“大光明教讲的是矛盾说，那公私论、生产图说、阶级论、天择论、人择论呢这些不翻译吗”
如此详尽的计划中，却缺少了大明大思辨的成果，只有一个矛盾说，还是借着大光明教的壳儿在传播。
“这个暂且不翻译的好。”沈鲤表示，不是礼部忘了，而是真的好东西，礼部不会真的往外输出，真正的好东西是不会流通的。
比如永乐大典卖的是简易本，而不是全本，大光明教的教义核心理念基于矛盾说，但教义不是矛盾说。
阶级论这种东西，黎牙实的确翻译成了拉丁文，送回泰西后，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，被费利佩直接束之高阁了，根本不允许它们随意传播，大明都怕的东西，费利佩当然更怕。
大明人口更多、领土更宽广、有纵深，依旧无法承受阶级论第三卷的冲击，只在有限范围内传播，何况连泰西都搞不定的西班牙了，西班牙的政治稳定性，远低于大明。
西班牙连大明司礼监、文渊阁、六部、朝廷地方条条块块、科举遴选政务官事务官等等都学不明白，阶级论了，这根本不是眼下泰西能够接受的东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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