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明皇帝阅示了济南大学堂，他会在济南多停留了一日，才会前往徐州，主要是在济南行宫，接见了一下山东地面的势要豪右，这些势要豪右也都是宋应昌精心挑选的。
他们都有共同的特征，都在投献之家的名册上、全都拥有不少的工坊、没有多少土地，是典型的新兴资产阶级。
有新崛起的新贵，比如以海贸为主的即墨周黄蓝杨郭五家，都不是什么高门大户，顶多算是中人之家，成为了开海大浪滔天的弄潮儿；也有老树出新芽，比如临沂王氏，这个家族已经传承近一千六百年了。
同样临沂王氏，也是田土最多的一家，即便如此，他们全家老少加起来也不足百顷。
临沂王氏不是不肯还田，这不足百顷的田土，是还田之后剩下的，大多数都是山林，其中有一片是他们的祖宅、祖坟。
大明朝廷、山东地方，也没有打算把人家祖宅、祖坟给拆了种地的想法。
临沂王氏，起源于西汉王吉，按照王家人的说法，他们才是琅琊王氏，他们在东汉时的郡望徽号是琅琊临沂王氏。
沧海桑田，千年时光已经过去，王氏已经开枝散叶到了大明各地，反倒是临沂王氏因为北方屡次沦陷胡虏之手，逐渐变成了守祖宅、祖坟的门第，万历开海，山东倒孔之后，王氏反倒是焕发了新的生机。
朱翊钧之所以愿意多停留一日，完全是为了给这些势要豪右一些确定性，让他们看到大明皇帝本人，他们才能确定，皇帝是能带着大家一起革故鼎新的弘毅士人。
确定性，非常非常重要，值得皇帝在济南府多停留一天。
从历史经验来看，历朝历代的变法，失败的多，成功寥寥无几，其中最成功的自然是商鞅变法，但其他的变法，总是草草收场，长的坚持几年，短的坚持百日，更短的连两个月都难以坚持。
历史经验告诉所有势要豪右，革故鼎新的不确定性实在是太多，有始无终的革故鼎新实在是太多，在这种局面之下，要势要豪右，在局势不明朗的时候，投献皇帝，支持新政，势要豪右会犹豫，是十分正常的。
朱翊钧一直对张居正说，自私是一个中性词，是人的本能。
万历维新前途未卜，就让势要豪右、乡贤缙绅赌上全家老少的性命，陪皇帝一起过家家，不太现实。
秦汉太远，唐宋也不近，就说眼下。
嘉靖初年，嘉靖皇帝年少轻狂，启用了桂萼、张璁开始了变法，张璁死后后继无人，嘉靖皇帝也变得意兴阑珊，错综复杂而残忍的政治斗争，也让嘉靖皇帝身心俱疲。
嘉靖新政，从嘉靖九年算，维持了大约十一年的时间，终究是曲终人散，这已经是坚持时间很长的变法了！
等着看笑话的势要豪右，真的已经非常钦佩嘉靖皇帝的毅力了，差一点就要以为嘉靖皇帝是弘毅士人了。
革故鼎新不是过家家，真的很难，复古守旧派的实力足够的强大，而且也足够的无情。
而嘉靖新政失败的原因，甚至不能完全归咎到嘉靖皇帝懈怠，要不是相继失去了张璁、桂萼这两个左膀右臂，嘉靖皇帝当时的架势，是还要继续坚持。
到了嘉靖二十一年，新政无力为继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朝中无人可用。
若是道爷真的懈怠了，哪里还用到宫女勒脖颈？正是道爷失去了左膀右臂，还想继续，才有人要发动宫女勒脖颈，告诉道爷，需要练得身形似鹤形。
道爷真的坚持时间很长了，两宋时候，王安石变法一共持续了五年；
范仲淹的庆历新政，从庆历三年八月开始算到庆历五年正月，新政彻底失败，满打满算也就坚持了一年半；
而贾似道的公田法，从制定政策到破产，一共就持续了六个月。
朱翊钧知道一个时间更短的，戊戌变法，百日维新，甚至还有比百日维新更短的，连两个月都坚持不到的新法。
朱翊钧接见势要豪右，尤其是这些已经没有多少田亩，把身家性命压在了万历维新大成功的势要豪右，就是给他们确定性，不必承诺，他手上的老茧就是证明。
这次的会面，气氛还算平和。
势要豪右们表明了自己坚定支持新政的立场，同时表达了对陛下清理逆党的高度赞同，甚至有人提出，缺钱缺粮可以认捐，选贡案爆发后，投献之家的名单，给了这些新兴资产阶级极大的震撼，旧日不死，新贵们很难安心。
朱翊钧则重申了五间大瓦房的远景目标，同时对势要豪右最关切的问题海贸进行了回应，大明仍然不会组建近海官船官贸，与此同时，朱翊钧也希望势要豪右积极参与到环球贸易的行列之中。
全球市场很大，这个蛋糕，从一开始，就允许势要豪右参与其中，只是过去受限于技术、安全等原因，民间很少参与。
各个港口的明馆已经初步建立，并非全无落脚之地。
但是，势要豪右们普遍热情不高，说了些歌功颂德的片汤话，只有密州市舶司附近的几家势要豪右，明确表示要参与到环球贸易之中，也只是简单的提供货物，而不是远洋航行。
热情不高原因，也十分简单，过于危险。
近海贸易赚的也不少，而且还稳定，近海回航率已经从初期的八成，稳步增长到了九成九，近海贸易更加安全、稳定，而且成本更低，两万里水程的保险费用和十万里水程保险费用，天壤之别。
大明在南洋的种植园提供了足够的货物和原料，倭国、南洋、大明这个稳定的三角，仍然是大明海贸利益的重中之重。
环球贸易和近海贸易，时间、航程、利润等等综合考虑，其实还是近海贸易赚得多，毕竟没有大规模海寇的海贸环境，全球独一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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