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翊钧认真思索一下，中书舍人在起居注中的记载，可能就是签订《京都条约》背景的信史了。
大明的士大夫阶级们，对倭国发生的事儿，都选择了不观察、不在意、不讨论，因为这些事儿，全都是由陛下在担任罪责，观察、在意和讨论，都违背了忠君的原则。
不是罪孽不可直视，而是陛下的罪孽不可直视。
史官这么颠倒顺序之后，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真相了。
读书人有的时候，就是这么脏，他甚至没有改变事实，他就是把一句话简单调换了一下顺序，立刻变成了另外的模样。
“所以读书人是必须要警惕的。”朱翊钧十分确信的对冯保说道：“他们畏惧朕手里的刀，这些心思，就只好用在了歌功颂德上，可是，一旦朕手里没有了刀，或者刀不再锋利，他们这些心思，就会对付朕了。”
“陛下圣明！”冯保由衷的说道。
不用他给文官上眼药水了，陛下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读书人的警惕之心。
这不是冯保的错，也不怪陛下心里拧着疙瘩不肯原谅，主要是每次有读书人为了陛下、为了国朝、为了万民，披肝沥胆的时候，总有读书人跳出来，提醒陛下，那样的读书人是少数中的少数。
朱翊钧之所以不愿意现在搞清汰，是想再看看，看看周良寅在山西搞的结果，凡事有好有坏，周良寅在山西大刀阔斧的干，朱翊钧在后面看影响和效果，要是搞得民怨沸腾、天下沸反，就稍微回调一点。
朱翊钧不想学了朱允炆这个评分为负的君王，搞得天下人心离散。
削藩就好好削藩，也没人不让你朱允炆削藩，朱棣把北方兵马节制的权力上交，把儿子都送到南京做人质，把自己的亲卫削到了八百人，装疯卖傻，行为是认可削藩的。
天下初定，动荡不安，尤其是闪电归来的汉家江山，搞了王府镇守，削藩就是必然，自从当年汉初七王之乱、晋中八王之乱后，削藩就是一种共识，必然的命运。
朱棣愿意交出兵权，就是接受了命运的安排。
如果说朱棣太能打了，朱允炆他不放心。
那湘王朱柏一个道士，连一个后人都没有，被逼到自尽活活把自己烧死，算什么呢？总不能一个连儿子都没有的道士，起兵夺你这个朱元璋传下的皇位吧。
哪怕是编也编点让大家认可的罪名，湘王私印宝钞？宝钞的信誉完全崩坏，擦屁股都嫌硬的玩意儿，私印宝钞作甚？
削藩，操之过急，打仗，又求速胜，最后建文君，把江山给丢了。
清汰也是如此，大明从内到外、从上到下深受冗员之害，清汰是所有人的共识，但怎么清汰，必须要谨慎一些，因为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
朱翊钧不想操之过急，他想再看看，就像一条鞭法就只在松江府推行了一样，其他地方都不具备那个条件，清汰也是如此，本意是好的，万一操之过急，就会给人留下把柄。
但最后，朱翊钧还是认可了张居正的做法，因为做的实在是太过分了！
京堂官吏，十年都不点一次卯，是根本不把皇帝、体制看在眼里！
藐视的不仅仅是皇权，还有臣权，皇帝是个受气包，那由来已久，大家都习惯了，可大明大臣、明公不严惩，谁还拿明公们当回事儿？
事实也证明，这十年不点一次卯，确实过分，无论什么原因，一体清汰后，很快就迎来了一致性好评。
连最好事的都察院言官都一言不发，狠狠地清掉这批人，考成法，对言官们也是有要求的，这些人显然被当成了指标；
都察院的言官们得到了指标，而翰林院、国子监这帮老学究们，没一个站出来给这些人说话，只是一味的研究商王用羌人的办法。
就从已知的龟甲兽骨就找到了11种不同种类的用法，砍脑袋、用囟门、砍四肢、挖眼珠子、放血、没有脑袋的尸体也就是腔子等等。
除了羌人之外，还有美酒、牲畜、家养牲畜等等，这里面有个祭品特别有趣是麦子，就是普通的麦子。
商王挺有意思，商王居然亲自带着人去抢方伯（地方诸侯）的麦子。
他堂堂商王，抢人家麦子！
这在商朝有个专门的名词，叫告麦，商王的边臣，会密切注视方伯们的麦收情况，并传递相关情报给商王，一到麦子成熟就打小报告，告诉商王哪里哪里的麦子熟了，商王根据这些情报，进行武力掠夺。
这些方伯如果不同意，养的牛也会被拉走，牛会被砍掉脑袋放一盆血放在里面祭祀老祖宗；如果方伯还要抵抗，方伯可能就会被用掉了。
麦的下半部分在龟甲兽骨文里，表达的是走，抵达的意思，通常表示行军的状态，经过反复确认，老学究们达成了一致，认为告麦就是抢粮食、抢牲畜。
而且麦子的麦可能从古至今就写错了，麦（麦的繁体字）的上半部分‘来’表示麦子，下半部分‘夂’表示走，麦是一种抢劫的行为，但写错三千年了，写错也就写错吧，也无法纠正了。
不得不说，商王老祖宗们胃口真好，脑袋也吃，腔子也吃，眼珠子、血、牲畜、麦子啥都吃。
这些老学究们，拼命的上奏疏，偶尔也发点杂报，公示一下研究的结果，表示他们没白拿陛下的俸禄，真的在做事了，意思很明确：我们干活了，清汰的风可不能吹到我的头上！
这些老学究之所以不肯伸手援护一二，原因也再简单不过了，人不患寡患不均，大家都是同朝为官，都在一个衙门，你领着朝廷俸禄不干事，在外面打着国子监、翰林院的名义在外面办私塾、家学、学院！
办的风生水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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